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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是谁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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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高天流云,本名刘羽权,沈阳人,自由职业,曾出版小说《潘多拉界面》、《血罂粟》。


VLKES灬 优艾设计网_Photoshop问答 3小时前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残月剑客 3小时前

宋 晏殊《蝶恋花》

一、

《蝶恋花》是北宋仁宗朝丞相晏殊的一首名词,这首词,经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把其中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列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境界”的第一境界之后,更是人尽皆知宋词中的佼佼者!词的意旨也明确得很,似乎并不需要再作解释。但我读了不少现代大多数的词学名家的解释后,总觉心有未安,非要把心中要说的话写出来不可。现在,先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词。

《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二、

在解释这首词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作者。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深获真宗的赏识而赐同进士出身。后复试,擢秘书省正字,尽阅秘阁藏书,学问益博。迁翰林学士,深为真宗所倚重,《宋史》本传载曰:“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槁(应高上木下)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继位后,更加信任他,历居要职。庆历中,更晋官至集贤殿大学士,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文武二职的宰相)。一年后罢相,贬为工部尚书,接着出任颖州、陈州、许州等地的地方官,后升任兵部尚书。六十四岁病逝,仁宗虽亲临丧事,但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仁宗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

晏殊高才硕学,识见过人,知人善任。1027年,他留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时,鉴于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于是“大兴学校,以教诸生。”延范仲淹以教生徒,吸引贤才,当是时,四方求学者咸集,其后显身于场屋与朝廷的,大多出于此。除范仲淹外,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历史名臣,都出自他的门下。一时间把五代以来荒废已久的教育事业很快地振兴起来,一方面为国兴学,并且另一方面也为国养才和储才。

除了在教育上有所改革外,《宋史》也提到两件事显示出他的高超识见。本传说:“仁宗即位,章献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另一事是:“陜西方用兵(指西夏寇边),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足见他真是识见超群,文武全才。

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能诗善词,文章瞻丽,四六文、书法无不工。《宋史》本传说他“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现尚存世为《珠玉词》及清人所辑的《晏元献遗文》。又编有类书《类要》,仅存残本。

他的词风继承五代,深受冯延己的影响,工于造语,写景言情均属上乘。一般评论认为他的词作内容贫乏,这是很不公允的。因为词在当时仍以写景抒情为主调,一直到了范仲淹才开始将边愁融入词作中,但也未能蔚以成风。冯煦《蒿庵论词》说得比较平实。“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要而言之,他在宋词的地位是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并对欧阳修、晏几道有一定的影响。他一方面吸收了《阳春集》的清丽蕴藉,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花间集》的浓艳纤巧,足见他在取舍之间从而形成自己特定的词风,论者誉其“导宋词之先路”,诚为恰当的评论!

三、

对作者晏殊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探究他这首词的确切意旨了。这首词的主题是写离别以及离别后的伤痛。明显地,跟他离别的人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去无回,也未曾留下地址。整首词所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就在昨天黄昏到今天的清晨,并且事件的直接结果是让晏殊澈夜无眠与悲痛无已。“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皎洁的月亮不明白离别给人带来的苦楚,它的光辉斜斜地照射入诗人红红的门内,直照到破晓时分。诗人晏殊失恋了,对方离他而去,他连月亮也怪罪起来了。是不是正因为他深深爱着对方,但对方却离他而去,才引发出这深深的伤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是稍后一点儿另一位词人欧阳永叔的名句。诚然,假如你在情感上没有深陷进去的话,离愁也只不过是淡淡的一种无可奈何而已!当前真实的悲痛,不正因为是无法自拔的一往情深所引致的吗?那又干风月底事?也正因为是澈夜无眠,他见证了清晨门外栏杆旁笼罩在一片惨雾愁烟中的菊花,见证了哭泣的兰花叶尖上的泪珠(露珠),见证了横梁帷幕上双双的燕子竟因为才刚刚有点儿初凉却不辞而别。这一系列清晨的秋景居然是这般的令人神伤!但是,还不止如此而已,下面才是诗人晏殊要真切表白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门前原先是绿意盎然的一棵树,现在经秋日的西风在昨夜一吹之后,竟然开始凋谢了。树经受不起西风的轻寒,开始凋残萎谢,而人呢?他在词里真的只是说那棵树吗?不是的,他客观地说的是树而主观地说的却是人-他自己。原先跟她在一起时是快乐的、幸福的,充满着人生希望的,现在她却离他远去,对他来说,正好像秋日的西风对一棵碧绿的树所造成的摧残一样,一下子便生意尽失!失去了她,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这便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失恋的人共同的实感。借树喻人,在晏殊稍早一点的五代词中李后主便用过,他在亡国之后被禁闭起来,在他的词中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注)那棵寂寞的梧桐树不就是李后主本人吗?孤孤单单地在深院里而与外界清朗的秋天隔成两个世界。在这儿,晏殊显然继承了李后主相同的手法,并且同样是登楼,同样是秋日就更明显不过了。然而他仍不完全死心,独自登上高楼眺望远处,天涯望断,盼望她会回头,盼望她会回心转意!这里用了个“独”字真是高妙,首先是响应前面双燕而形成对比,显示出当前的他是如何的形只影单,进一步更刻划出他那了无生意的形躯攀上高楼的企盼与企盼的失落而产生的内心孤寂凄苦。答案是清楚不过的,对方昨天离他而去后并没有再回头。诗人晏殊很想把内心对她的思念和苦楚写在信上告诉她,这儿彩笺和尺素指的都是信,重复地说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想写信给她啊!我想写信给她啊!但是,她已下定决心不再理晏殊了,并没有留下地址,离开了这伤心地而远适他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向她剖白呢?她又会去什么地方呢?“山长水阔知何处?”-这是晏殊内心中兴起的另一个疑问。独自站在高楼上,天涯望断,然而只眺望到山河远隔,而人呢?“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她已远去,不曾留下地址,这就是他们的悲哀!事件发生在约九百多年前北宋初期,我仍可读出晏殊当时的悲痛!

那个女孩子是谁?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为什么会分手?这发生在晏殊当宰相之前还是当了宰相之后?他在哪儿认识她的?她干什么的?我细读了《宋史晏殊传》和查核了许多书籍,但完全找不出任何线索!然而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恐怕是晏殊曾为这一件事深深地痛苦过,并且在他的其它词作里也表达出同样的失落与后悔,我觉得,这已足够。所谓的足够,我的意思是我们距离他所处的时代已九百余年,仍能感受到他那份苦楚、无奈与后悔!读晏殊的这首词,我真切地验证了他当时澈夜无眠和伤心流泪的情景。他既然那么爱她,为什么不娶她为妻?我也曾兴起过这样的疑问。然而,人生似乎总有一些非个人所能掌控的东西,又似乎不是,而是双方的特殊性格铸塑了这特殊的悲哀,谁又能说得清楚?我相信他们再也没有重逢,这憾恨便变成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永恒!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出晏殊当时内心的悲痛。西风之凋碧树正充尽地道出那离别对他生命的冲击。有趣的是叶嘉莹女士却有完全不同的了解。叶女士在她的《嘉陵谈词》书里《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境界》一文中说:“在台湾,四季无鲜明之变化,此三句词所表现之境界颇不易体会得到,而在大陆的北方,每当玉露凋伤金风乍起之时,草木的黄落变衰是一种极其急促而明显的现象。长林落叶,四野风飘,转眼间便显示出天地的高迥。新寒似水,不仅侵入肌骨,更且沁人心脾。偶尔登高望远,一种苍茫寥廓之感,会使人觉得爽然若所失。”显然叶女士未读懂此处以树喻人之词旨!我出生于广州,成长于南中国的香港,在台湾读大学。大学时期对她的说法信以为真,后来长期居住在纬度极高的北欧始知其不然!每年的观察,都没有发现西风一夜之间凋碧树的现象,而是渐进式的。显然晏殊只是透过文学的手笔借树以喻人,说出自己内心的冲击而已!叶女士花了这么多华丽的辞藻去解说,正显示出她未正视晏殊内心之真实感受!

在她同一书中,有《大晏词的欣赏》一文,见解则更是新奇,她把晏殊归类为“大晏乃是一个理性的诗人”。在该文里,她说:“一般说来,诗人的性格可大别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成功的类型,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失败的类型。属于成功的一型,就性格而言,可以目之为理性的诗人,而属于失败的一型,则可目之为纯情的诗人。”这种说法显然犯了两重错误。第一是哲学术语的滥用。第二是用成功型与失败型去区分诗人的“性格”为两种类别显然不合常理。假如以这观点再跟诗人的事业成功或失败产生一个必然的关连则更牵强。因为事业成功的诗人并不能保证其它方面就无挫折,尤其像感情一类的波折!这就会引致悲伤。而事业失败的诗人,也可能会在其它方面有所获,这就会引致快乐。并且,我们只能说某种某种的性格较易导致成功,或某种某种的性格较易导致失败等。而相反地用成功型或失败型去说优艾设计网_PS交流一个人或诗人的“性格”则未之或闻!再由此进一步去推演出“理性的诗人”与“纯情的诗人”就更缺乏说服力了。至于理性一辞,依康德,可划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是理性的思辨使用,后者是理性的实践使用。不知叶嘉莹女士采取那一种?还是另有其它?显然,叶女士作这种区分受到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把诗人区分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的误导。她在该文中也承认这一点。现在就让我们检查一下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人间词话》里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越深则材料越丰富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李后主是也。”

首先我愿意指出王国维先生这一段话有两点错误。第一、《水浒传》、《红楼梦》的作者根本就不是诗人,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客观之诗人,他们是小说家。小说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创作小说当然是有利的条件之一,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看是写那一类型的小说。我看不出吴承恩、曹雪芹与诗人或客观之诗人有什么关系。第二、是哲学术语的滥用。“主观”、“客观”可以这样随意使用?是知识论的还是形上学的抑美学的使用?王国维先生没有界定。在《人间词话》里也就使用了一次而已。我们同情地了解他的上下文,可知他无非主要想说明“抒情”与“写实”各有不同的偏重罢了,何事于主观、客观?难道真的加上一些高来高去的哲学术语就更引人入胜或增加说服力?显然,叶嘉莹女士未经批判地将王国维先生的“主观之诗人”发展成“纯情的诗人”,而将“客观之诗人”发展成“理性的诗人”。她更把晏殊归类于“理性的诗人”之列!并据此把晏殊的一些作品作出了符合她的设定下之奇特解释。像晏殊的《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惜眼前人。”同样的一句“不如怜惜眼前人”,在晏殊的《玉楼春》又出现了。“不如怜惜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依我的了解,晏殊深切地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对方(可能跟《蝶恋花》里说的是同一个女孩子!)现在徒然地哀叹山河远隔,落花风雨,以及弄得现在魂劳梦役的,这又何补于事?为什么非要等到眼前的人真正地离他而去了他才会真正的觉悟?他才觉察出这是何等的愚昧?我想他心头里一直发出的话就是:“何必当初!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叶嘉莹女士却有完全不同的意解。由于她认定了晏殊是“理性的诗人”,所以她在同一文中如此解释说:“如满目一句,除念远之情外,它更使读者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获得的事物的响往之无益。落花一句,除伤春之情外,则更使人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挽回的事物的伤感之徒劳。至于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句,它所使人想到的也不仅是眼前的一个人而已,而所该珍惜把握的现在的一切。而大晏在另一首玉楼春词中也曾有句云:不如怜取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由此一句之重复使用,我们更可以体认出来大晏之所屡次提到的眼前人,实在只是表现了大晏的一种明决的面对现实的理性。”确然无疑地,叶女士是先预设了一种看法,再由这种看法去解释晏殊词的内容,才会产生出如此异于正常的理解!很像晏殊变成了理性的诗人后,他的悲痛也变成了是理性的了。有理性的悲伤吗?叶女士在同一文中如此说:“我以为在正中的伤感中,有着执着的热情。在六一的伤感中,有着豪宕的意兴。而在大晏的伤感中,所有的则是一种旷达的怀抱。”固哉!这真是深文罗织啊!读晏殊的《蝶恋花》,相隔整整九百多年,他真实的伤痛,我仍能体切地感同身受,而叶女士在其所谓的“理性的诗人”的导引下,竟漠视别人的悲痛也如此!这正显示出她从未理解以树喻人之词旨实彰彰明甚。肯定地,理性的诗人是子虚乌有的。那么,你认为世界上会有客观之诗人吗?他又是谁?

(注):晏殊另一首词《采桑子》如此写:“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眬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手法与此相似,显然脱胎自李后主。

附:

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首词中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把本来不相干的这三句名言连缀成“三重境界”之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

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这是一种变化的意象,时序在变,物象在变,世事在变,心态也在变。在“一叶”的飘零中觉察到秋的到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仿佛看到了秋后的冬以及紧接着的烂漫的春。

第二境重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一种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而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甚至如王国维所说的可以“不悔”到“牺牲其一生之福祉”。

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元宵佳节,游人如织,灯火如海,鲜花如潮,就在这样的情景千百度地寻觅,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蓦然的一次回首时,却发现佳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换言之,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辛万苦,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入真理之长河中,这是何等的欣慰!


王太保 3小时前

 《宋史》

  【作者】:脱脱、阿鲁图等

  【出版社】:无

  【内容简介】: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决」〔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础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优艾设计网_PS交流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铁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岩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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